《儒林外史》藝術特色有哪些

《儒林外史》是清代吳敬梓創作的長篇小說，成書於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或稍前，現以抄本傳世，初刻於嘉慶八年（1803年）。那麼《儒林外史》藝術特色有哪些呢？

1、結構。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部短篇藝術與長篇藝術相結合的作品。雖然它一般被歸類為長篇小說，但它的結構卻與人們平常所說長篇小說的結構有著很大的不同。小說全書中沒有貫穿始終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，而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故事的連環套；前面一個故事說完了，引出一些新的人物，這些新的人物便成為後一個故事中的主要角色。有的人物上場表現一番以後，就不再出現，有的人物還再次出現，但基本上只是陪襯性的了。但全書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，它以明代為背景，揭露在封建專制下讀書人的精神墮落和與此相關的種種社會弊端，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中心主題，也有大致清楚的時間線整部小說有著統一的情節線索：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書的主旨；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寫各地和各種類型的儒林人物；第三十三回以後，隨著杜少卿從天長遷居南京，全書的中心便轉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動，並以祭泰伯祠為主要事件；最後以“市井四大奇人”收結全書，與第一回遙相呼應。

2、白描。《儒林外史》通過精確的白描，寫出“常見”、“公然”、“不以為奇”的人事的矛盾、不和諧，顯示其蘊含的意義。例如嚴貢生正在范進和張靜齋面前吹噓：“小弟只是一個為人率真，在鄉裡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。”言猶未了，一個小厮進來說：“早上關的那口豬，那人來討了，在家裡吵哩。”通過言行的不一，揭示嚴貢生欺詐無賴的行徑。又如湯知縣請正在居喪的范進吃飯，范進先是“退前縮後”地堅決不肯用銀鑲杯箸。湯知縣趕忙叫人換了一個瓷杯，一雙象箸，他還是不肯，直到換了一雙白顏色竹箸來，“方才罷了”。湯知縣見他居喪如此盡禮，正著急“倘或不用葷酒，卻是不曾備辦”，忽然看見“他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裡”，心才安下來。真是“無一貶詞，而情偽畢露”。

3、諷刺藝術。《儒林外史》通過不和諧的人和事進行婉曲而又鋒利的諷刺。五河縣鹽商送老太太入節孝祠，張燈結彩，鼓樂喧天，滿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，滿堂有知縣、學師等官員設祭，莊嚴肅穆。但鹽商方老六卻和一個賣花牙婆伏在欄桿上看執事，“權牙婆一手扶著欄桿，一手拉開褲腰捉虱子，捉著，一個一個往嘴裡送”。把崇高、莊嚴與滑稽、輕佻組合在一起，化崇高、莊嚴為滑稽可笑。

4、美學風格。《儒林外史》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學風格。吳敬梓能夠真實地展示出諷刺對象中戚諧組合、悲喜交織的二重結構，顯示出滑稽的現實背後隱藏著的悲劇性內蘊，從而給讀者以雙重的審美感受。周進撞號板，范進中舉發瘋，馬二先生對御書樓頂禮膜拜，王玉輝勸女殉夫的大笑等。這瞬間的行為是以他們的全部生命為潛台詞的，所以這瞬間的可笑又蘊含著深沉的悲哀，這最惹人發笑的片刻恰恰是內在悲劇性最強烈的地方。作者敏銳地捕捉人物瞬間行為，把對百年知識分子命運的反思和他們瞬間的行為巧妙地結合在一起，使諷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會意義。

5、人物塑造。《儒林外史》人物形象創作的一個重要特點，就是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為原型，加以藝術的錘煉，使之成為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。在此時，吳敬梓筆下的人物形象已經不等同於生活中的人物原型，而是成為了一個藝術形象。《儒林外史》人物形象的創作主要運用了紀實、剪輯、集中、綜介、變形、理想化等方法，並呈現出整體性的特點。吳敬梓以生活中的人物原型為基礎，運用這六種創作方法，創作出了高士王冕、名士杜少卿、真儒虞育德等富有光彩的藝術形象。然而在吳敬梓將生活中的人物采撷到作品中，將生活原型創作為藝術形象的過程中，產生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，即是對真儒虞育德、莊紹光等理想人物的塑造上，表現出不重才學重品德的傾向。在人物塑造上，《儒林外史》展現了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力。作者塑造人物形象以真實為最高原則，即按照人物所處的特定情景，寫得符合真情實理。就是反面人物也常有可取之處，而不是臉譜式描繪。小說中許多人物性格處於流動發展狀態，和現實生活十分貼切。如范進、荀玫因地位升遷而變異，匡超人、牛浦郎因受環境污染而變色。吳敬梓筆下的人不是定型的，也不是單色的，而是雜色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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